血液诊断
它真正成为一种理论、一种主义是近代的事情。
二是行政规章侵人了审判权的领域。我们将与公权对应的权力或者公权以外的权力称之为私权，其归社会中的个体所有，公权对私权的态度只能是保护和不予干涉，而不能对私权进行干预，更不能为私权设定具体的行为规则。
一个主体若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其权力的触角就必然伸进到他人的领域，因而侵占了他人的权力范围。各国宪法几乎都将国家权力作了划分，都将权力行使的体制作了设计。部门行政规章规定的事项主要是部门性的，而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事项主要是区域性的。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我国在加入WTO协定中作了诸多承诺，其中一个承诺就是逐步地将不同形态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而行政法上的强制手段和原始管理关系的设定本身就不该由行政规章完成，如果行政规章刻意完成了上列行为就必然构成层级越权或者其他形式的越权。
四是行政规章的内容是否适当。其实，行政规章制定行为中的实体越权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违法行为，因为，当规章规定的事项不是它本来应当规定的事项时，规章的内容就违反了《立法法》和相关实体性法律规范的规定。其次是下降（回到洞穴）战术，即回归政治，改良政治，指引人的生活，用现代话语来讲，就是学者的政治担当。
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就是试图抑制国家权力的恶，发扬国家权力的善，使其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审慎要求遵循中道，而中道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相互妥协。作为整体，宪法学本身就是哲学。（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M].程志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3.） 进入专题： 古典政治哲人 宪法学家 学术追求 政治担当 。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理解民主政治所立基的中国国情及其特殊性。因此，文化也会成为历史的包袱。
基于此，我们可以对宪法是什么做一个统而概之的回答，因而是个客观共识问题。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古典政治哲人深刻地认识到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因为哲学是一种力图以‘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但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却离不开该社会的‘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以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G]．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6:80.)[4]波普尔认为：我们是真理的探索者，而不是真理的占有者。[13]尽管如此，但为了维持最基本的价值与秩序，不可能暴风骤雨式地卸下这一包袱，而必须背上它慢慢前行，在适当的时候，不知不觉、一点一滴地卸下包袱中的旧东西，并填充新东西。
本文将宪法思维界定为运用宪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党的十七大即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然而，共产党自革命之日起，就充分理解民权、民生、民族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民生是民族的根本动力，民族是民生的必要条件。然而，基于宪法学的科学性要求，我们又必须在事实判断基础上探求宪法的价值抉择，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以价值判断为基础构建宪法共识。
而能否实现人大制度的价值与功能，促进人大制度的有效运行，是判断解释、构建、完善、说明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因此在逻辑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式。
[10]文化是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传统下的生活样法。笔者以为，正当性、基本功能、根本制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中心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规定性。
同时，宪法肯定国家的民主性质，规定国家的民主制度，明确人民的民主权利，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宪法思维要求执政者合理疏导社会矛盾，重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充分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安排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围绕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此外，宪法不仅是传统的产物，不仅以现实世界作为其主要作用场域，而且宪法还关注未来。由于意见对维系社会秩序是必须的，因而在这一意义上，不合理的意见具有了合理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25.）[10]文化仿佛是人类生活实践的‘内面，外部世界必须象征性或者‘理论性地被描摹在上面。
宪法是制宪过程中人民共识的产物，是社会各阶层相互妥协的结果，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并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渠道。{21}后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将民主作为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政治形态。
这两类人在圣奥古斯丁眼里其实是一回事。只有这样，才能交流、沟通与对话，从而实现理论对社会的有效关怀。
社会生活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理论的实现也必须循序渐进。1．正视现实是政治智慧的源泉宪法学家要运用自己的理论解决现实问题，不仅要有成熟的理论，更须正视现实。
历史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它从人的角度观察世界、用人的思想思考世界，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转换为权利义务关系，通过保障人权实现宪法自身的价值。但对宪法应该是什么只能基于特定语境做具体回答，因而是个地方性价值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说是宪法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政治观念阶段，思想家们讨论了宪法的政治哲学，主要问题是宪法、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法律、道德等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为宪法法的产生奠定思想基础。相反，实事求是的态度则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宪法，从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完善方案，以推动宪法从政治法向宪法法的转变。
由于国民党不能认识民权、民生对于民族的意义，因而孤立地理解民族主义，认为只要军事革命完成，宪法、宪政就可实现。只是到现行《宪法》颁布之后，宪法作为革命理念与成果的色彩才得以淡化。
换言之，从终极意义上讲，如果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论，我们就不得不选择接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并称之为合理的。中国宪法学家首先应该解读宪法的政治基础，阐释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而不是抨击甚至否定根本政治制度。
这一史学观告诫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中的经验，更要明晰隐藏在经验背后的思想与逻辑。因此，既做横向比较研究，又做纵向历史探究，是中国宪法学理解、解释中国宪政的重要途径。价值判断则可以理解为关于受到我们行动影响的现象是卑下的或是正当的评价，{13}因而具有极大的主观性。然而，人的理性促使人反思、审视自己的生活。
历史传统对宪法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对具体制度的理解，不能仅与他国宪法做横向比较，还要对之进行纵向考察。尽管真理对政治可能具有颠覆性影响，但政治生活又是人无法回避的。
唯回溯历史、回顾传统、回归文化，方能全面、透彻地把握宪法。因此，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手段虽有不同，但在目标上却是相似的，都是西方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与践行者。
序言阐述了中国宪法的历史正当性：通过历史的梳理，制宪者实际上在告诉人们，中国需要宪法，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宪法，而需要基于中国历史与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而宪法思维则将民主与法治的精髓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共同为保障人权服务：宪法思维是民主的思维，它通过制度安排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